中国对医生的专利保护正在日益明晰，这将在源头上激发创造力，促进医疗科技的进展。而仅仅十多年前还是另外一番场景。
“我在研究Fustar的时候，专利保护的意识还不是很清楚。”医院血管外科主任符伟国近日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当时对专利法规和详细流程不太明了。
Fustar是符伟国在十年前开始研发的一款头端可以调控的鞘管，它在腔内血管手术中可以为建立血管通路和靶血管精准定位提供便利，为医生带来很大便捷。
当时，不仅医生本人对相应发明和产权没有清晰认知，即便是国内知名的医疗中心也少有专门部门去协调统筹医生的专利申报、产业转化以及相应的辅导工作。
与此同时，医生却有切实推动医疗器械改进的内生动力，因为他们每日面对病人时有“一个个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
临床医生对解决医疗问题的器具研发有了初步构思后，在申请科研经费上一般有纵向和横向两条路径可选。所谓纵向，是通过立项从国家和省市层面申请课题资助；所谓的横向，医院与企业合作，由企业出资完成初期设计工作，为专利申报和后期产业化奠定基础。
此前，医生对与企业的合作积极性有限，只有极少数医生自发参与，双方也没有明晰的合作模式可参考。“关键是当时*策不明晰。”符伟国对记者表示，当时还没有明确的专利转让流程。
转变发生在近几年。
符伟国教授感觉，如果说数年前国内对于医生专利的保护还是处于模糊状态，那么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晰”，也有更多的血管外科医生开始与厂家合作。作为国内血管外科的顶尖专家，符伟国既是专利发明人，也是国内医疗创新保障制度改进历程的见证者。他推动研发的一款主动脉覆膜支架破膜系统去年已经进入药监局的绿色审批通道。
随着国家对专利保护的推进，医生和企业合作研发的器具、试剂盒以及药品都已经被提到了专利保护的层面。
年医院研处专门设置了成果管理科，对医学专利进行系统管理。这一平台已经帮助不少临床医生实现了发明专利的转化。例如，年2月，由医院心内科葛均波院士、钱菊英教授团队研发的一种大小可调节的血管内抓捕器成功实现专利转化。
医院的专利转化流程简洁明了，符教授解释说，院内拟申请专利人可以提交申请表和专利基础材料，由医院科研处统一安排招标入围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协助进行专利申报，申医院统一支付，无需发明人承担。专利的发明人是医生本人，专利权人则是医院。医院签订专利许可或者转让协议，明确界定专利后续产品开发和销售环节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医院所得专利转化的部分费用，按照相关规定分配给专利发明人及其团队。
医院现在也更加积极的鼓励医生发明创造，并在医生的职级晋升方面与专利挂钩。
“现在上海、全国对这一点越来越明晰，各个大学投入的也越来越大，鼓励和扶植医生的发明专利，而医生的劳动也能得到回报。”符伟国评价说，血管外科领域的创新也逐渐融入日常，贯穿于学科的临床和科研工作，包括器具研发和术式创新等方面。
保护医生知识产权的更深层意义还在于，这个群体是医疗科技创新的源头。
美国医疗器械和生物制药产业发达，其西部加州地区以发达的医疗器械产业知名，东部波士顿地区以生物制药产业取胜。据火石创造CEO杨红飞观察，多重因素促成了美国发达的医疗科技成果，核心在于不可替代的人才资源。
以波士顿地区为例，那里有知名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哈医院、麻省理工大学等顶尖的医疗和科研资源，聚集着大批优秀的医生和医学研究人员。
“一个产业生态能够做起来，必须是从一个‘点’开始，对于波士顿来说，这个‘点’是科研。”杨红飞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此外*府*策给予波士顿的生物制药产业特别大支持，风险和产业资本也在当地建立了很多孵化器和加速器。
“这三驾马车，让波士顿地区的生物制药产业发展起来，出现了涌泉式的创新。”杨红飞强调：“但核心点还是当地的医疗资源和科研资源。它具有独特性，相比之下，*策和资本都属于锦上添花。”
波士顿地区的基础医疗研究和产业推动者，往往兼具大学教授和医生的双重身份。杨红飞认为，国内也有代表性的医疗人才聚集区和机构，比如北京协和、四川华西以及上海中山等。
对比发达国家的同行，中国的临床医生每年面对的病患数量更多，工作强度和临床经验往往更加丰富，比如符伟国教授在主动脉夹层领域是全球手术量最多的医生。这意味着，中国的临床医生对于医疗设备的使用也最娴熟，对其缺点也更了然于胸，更有可能提供改良的意见。
“中国有大量的病人需要去治疗，但还有很多痛点，这是我们创新创思的源泉。”符伟国表示。
在医疗科技领域，源头上的创新和专利保护机制正在形成。这将保护医生们的创造性想法，促成医生和企业之间的更紧密合作，开启国内医工结合的探索之路。
“希望更多*府资源、社会资源和企业资源共同参与，为专利申请和转让走出一条中国之路”，符伟国认为，这样的话医疗科技领域有望看到一个创新春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