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永远都喜欢讲真话。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数据显示，从年开始，中国已连续3年在专利数量上称冠全球，且与第二名美国的差距越拉越大。再聚焦都高校，截止年年底，我国“双一流”大学拥有的发明专利超过25万件，其数量远超美国。
但在创新这件事上，专利数量只是其中的一个衡量维度，最关键的还是在于转化率。据数据显示，美国在90年代初期科研成果转化率就已攀升至80%，即便是到了现在，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科研转化率仍然维持在50%以上。
但中国目前在这一数据上还十分“尴尬”，虽然近年来在转化上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但实际转化率仍低于10%，离美国还有较大差距。再把范围聚焦到医疗领域，其基于转化率的差距更加明显。
那么，中国在医疗创新上究竟和美国还差在哪呢？对此，动脉橙果局进行了深度分析。
#01
差距一：创新意识薄弱，科研能力亟待提高
在解决一件事情之前，最先解决的就是意识上的问题。
在美国，作为医疗创新主体，医疗中心和企业对于创新是有“共识”的，即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核心工作。
先说医疗中心。美国绝大多数医疗机构都设有专门的科研部或者研究中心，里面的医生90%的精力都在自身的研究上，临床方面参与不多。以梅奥诊所为例，其当前共拥有57个研究中心和多名专业研究人员，每年在医学创新研究上的投入高达数亿美元。
但国内却是反过来的，医生大都更加专注于临床，真正愿意走到实验室的是极少数。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国内考核指标主要是以临床为导向；二是医生长期与临床捆绑，很难再抽出时间投入科研；三是医生科研能力不够，能孵化出前沿创新成果且具有原始创新性的微乎其微。
说完医疗中心，再说到企业。其实，相比于医疗中心，国内绝大多数医疗企业，近年来无论是在创新的意识上还是在具体的投入上，都有很明显的提升，但与美国的差距仍然很明显。
首先是在创新研发公司数量上。据数据统计，年，美国医药研发公司数量约占全球总数的50%，但中国在这一数据上仅为4%，整整相差46个百分点。
其次是在企业研发投入上。根据企业最新年报数据统计，美国医疗企业研发投入比例基本在15%以上，其中头部企业，例如强生、辉瑞、阿斯利康年研发投入均超过百亿美元。再把目光聚焦到国内，头部企业研发投入量级与美国相差甚远，恒瑞医药年上半年研发投入25.81亿元；百济神州年上半年研发投入6.7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3亿元）。
最后是在创新药产出上。据数据统计，年美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的48.7%，而中国在研新药数量占比仅为4.1%，相差达到44.6个百分点。
#02
差距二：*策导向不精准，好心反倒办“坏事”
有了意识，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创新土壤到底够不够厚了。
根据公开数据统计，在年之前，美国基于生物科技的成果转化率仅有5%，离英国、日本等生物科技领域的创新型强国还有较大差距。但到了90年代初期，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率就迅速攀升至80%，在短短十年间就实现了从“小白”到“精英”的跨越。
这离不开《拜杜法案》所做的努力，它被称为是“过去半个世纪美国颁布的最鼓舞人心的立法”。事实上，《拜杜法案》只解决了四个问题：一是由*府资助研究产生的成果权利默认由大学保留；二是高校享有独占性专利许可；技术转移所得应返归于教学和研究，三是发明人有权分享专利许可收入；四是*府保留“介入权”，特殊情况下可由联邦*府处理该发明。
据统计，自该法案通过以来，《拜杜法案》已推动美国经济产出提高了1.7万亿美元，支持了万个工作岗位，并帮助催生了多家医疗相关的初创公司。
再把目光聚焦到国内。从年国家层面通过立法、税收*策支持科研成果转化开始，我国相关职能部门就一直在如何更好地推动创新做各种各样的尝试。根据动脉橙果局统计，我国在近37年的时间里共出台了条与科研成果转化直接相关的*策。
尤其是在近一两年，随着创新进程的逐步加快，大量相关*策呼之欲出。据统计，年，我国在科研成果转化领域共出台49条*策，其核心内容主要聚焦于“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科研激励”三个焦点板块。
但实际效益却并不尽如人意，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管得不够精准”，部分职能机构由于缺乏对行业的精准认识，只能参与狭义层面上的行业*策制定，并不能解决其真实痛点。
以知识产权分割为例，在现有的一些科研项目中，医院都握有一定的知识产权比例，因此在转化过程中就得通过两个部门不同的判断体系，步骤相当复杂，医院或者高校体系，也会因为所属科室或所属院校不同而产生分歧。但如何精确切割，国内目前在*策端还是空白。
二是“管得太多”，医疗创新和转化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灵活且多元的过程，一定程度上是需要创新主体自主在市场竞争中进行探索、试错，发现市场潜能并完成市场开发。但从目前的*策端来看，原本的“推动力”反倒成为了科学家前进的“阻力”。
以国有股份为例，由于当前的科研成果主要来源于科研院校，所以大都属于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因此做任何动作都需要走程序，但由于审批流程过于漫长，科研成果往往会错过最佳进入市场的时机。
#03
差距三：专业人才匮乏，科研机构“有气无力”
有了意识，也有了创新土壤，接着就面临着人的问题了，而这个“人”并非是科学家，而是“技术经理人”。
当前，随着*策的激励和市场的引导，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走出实验室，走向了市场。但这并不容易，对于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如何与市场更好地接触，如何将自身科研成果成功转化，这都是非常具体且棘手的难题，而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往往超出了他们现有的能力。
这就需要科研机构站出来了，而站在科研机构背后的其实是“技术经理人”。但实际情况是，相比于顶尖的科研人才，专业的技术经理人在我国极为紧缺。这不仅体现在绝对数量上，还体现在人才的质量上，也就是技术经理人的专业能力，与美国相比差距明显。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主要包括人物画像刻画不清晰、培养体系不健全、*府扶持力度不够等等。
但放眼美国，他们在技术经理人的人才梯队建设上已经非常健全。据悉，在美国，每个科研工作者中，就配备了4个技术经理人，而除了数量上的优势，美国技术经理人的专业能力极强，无论是在项目评估方面，还是在市场资源链接方面，都非常有建树。
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首先，美国从*策着手，快速确立了行业规划和人才画像。据统计，在到年间，美国先后制定和颁布了16部与技术转移相关的法律法规，其目的就在于精准刻画技术经理人的人物画像。
其次，让高校主动参与，让市场活跃度最大化。以美国斯坦福大学年设立的技术许可办公室为模板，美国高校开始大量建设技术转化机构，年，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AUTM）应运而生，并培养出一支庞大的立足高校的技术经理人队伍。
然后，重视考核评估，在人才队伍中“优中选优”。为了找到行业精英，美国很多大学都针对技术经理人制定了严格的审核体系，通常是由大学或行业协会进行，主要围绕发明披露和专利授权量（率）、专利许可和转让的数量和金额等，进行评定再做内部调理。
最后，保证技术经理人的权益，给予足够尊重。为了让技术经理人在转化过程中充分展示自身的专业能力，美国建立了一套完成的技术转移流程，在这一流程之中，技术经理人的工作权益得到了合法保证。
而除了技术经理人，还有一类人才也至关重要，那就是职业经理人。在美国，医疗领域普遍采用“双长制”的创业搭配，即由一位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和一位拥有尖端科技的科学家合作，其中科学家负责技术研究，职业经理人分管企业运营。
而在国内，“科学家+职业经理人”的创业模式虽然正在医疗领域形成趋势，但从当前来看还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一是渠道，即如何让科学家和职业经理人进行匹配；二是磨合，即双方如何找到各自的发力点，将各自优势最大化。
#04
差距四：市场链接不够，评估和资源都是难题
科研可以只面向技术本身，但转化就必须要与市场“亲密接触”。
而如何与市场接触，主要包括两个核心要素：一个是以市场为基准，对科研成果进行精准评估；二是以项目需求为基准，精准链接合适的市场资源。
先说评估。事实上，评估在整个转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科研成果的“生死”。但这一点上，无论是科学家自身，还是科研机构，甚至是投资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以科学家和科研机构为例，他们长期处于以科研体系为主的封闭环境，很难触达到市场资源，因此也很难站在市场的角度，对自身科研项目进行精准评估。再说到投资人，不同于中后期投资，面对的都是相对成熟且经过市场验证的项目，早期医疗项目不可控性强，因此评判的维度更多也更加复杂，这需要投资人具备更多元化的项目筛选和审核能力。
针对这一环节，美国已经走在了前面，其无论是科研院校，还是相关联的孵化器，内部都建立一套完善的“评估机制”，能从多个核心维度对科研项目进行评估，并能针对其评估结果给出合适的转化路径。
评估之后，就是孵化了，即市场资源的链接。这一环节需要拆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科研院校是否建有自身“资源池”；另一方面则是科研院校能否在鱼目混珠的市场环节之中，精准匹配到适合自身科研成果发展的资源。显然，在这两方面，国内科研院校当前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美国在这方面却有一定的优势性。以资金为例，在美国，为加速创新项目孵化，无论是科研院校，还是孵化器，都有自身的“天使资金池”，其募资方式大抵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自身为主导的，比如由科研院校管理的控股资金以及由校友成立的校友资金；另一种是面向市场的，科研院校选定一部分优质投资机构，定向地对创新项目进行投资。
而在这样一种相对封闭且快速的投资环境下，其在早期项目孵化的优越性被展现的淋漓尽致。首先，它为科学家提供了更多投资选择，降低了科学家盲目寻找投资机构的成本；其次，它做到了“精准投资”，即这些投资机构能为初创企业提供与自身业务协同的市场化资源。
最后是它很好地“保护”了科学家，初创项目由于其特殊属性，并不太适合在早期过于“抛头露面”，因此在这样相对封闭的投资环境下，科学家可以在快速与投资人建立信任感的同时，也能保护初创项目的“隐私”。
#05
差距五：创新生态体系待完善，“产学研”链条尚未打通
医疗领域的创新转化看似是一件孤独的事情，但其实它非常讲究团队协作，并不是一场孤*奋战的战役，而是需要*府、科研院校、投资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共同参与。
但从国内来看，这些创新主体其实并没有很好的链接，目前大都是“各自为*”。先说*府端，它并没有深度参与到整个创新转化过程之中，因此在*策的制定上，或者是在资源的链接上，都与实际需求有些许的“脱节”。
然后说科研院校端，它与投资机构，企业等市场资源链接还不够，因此在转化过程之中容易遇到瓶颈；最后是企业和投资机构，作为一种市场资源，它很难在现阶段触达相对封闭的科研院校，因此长期处于“观望状态”。
但在这方面，美国却相当有“话语权”。以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波士顿模式”为例，这是一套完善、成熟的生命健康创新生态系统。实际上，“波士顿模式”是充分整合*府、大学、风险资本、大型企业和创新企业五大创新主体，以利益机制为纽带构建创新生态网络，由此形成的协同共生的产业创新生态圈。
具体而言，在整个过程中，*府、大学、风险资本、大型企业和创新企业都在发挥着各自的职能。首先是*府，主要通过颁布各种*策来培育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和聚集创新创业要素；其次是大学，主要是孵化创新成果以及培养科研转化的人才梯队。
然后是风险资本，主要是为创新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再者是大型企业，其作用也是为创新项目提供孵化平台；最后是创新企业，在其中扮演引导产业发展方向和成果转化的生力*。
#06
写在最后
不可否认，在医疗创新与转化方面，我们当前与美国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但事实上，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在医疗创新体系的搭建方面，美国比我们最少早了近半个世纪。
所以，认识到差距，认识到眼前的问题，并开始着手解决，才是我们当前在医疗创新转化的重中之重。这一定是需要时间的，毕竟作为全球生物科技创新的“引领者，美国也是从0到1，再慢慢从1到10，最后才走到的。